書院之名初現(xiàn)于唐朝，其制度形成在宋代，它是中國傳統(tǒng)文化孕育和傳播的重要載體，是華夏社會深厚的文化烙印。封建制度下的書院及書院文化，與儒教理學珠聯(lián)璧合、穿越百代，在歷史轉圜中興衰流變，涅槃彌新，影響著千余年來中國和中華民族之命運，及至遠播東亞、東北亞，成為世界文明的重要組成部分。

南宋是書院文化的鼎新階段。機緣是，南宋誕生了朱子與朱子理學，中國歷史在此經歷了一場思想文化的大轉折。朱子理學融合了書院文化，決定了大轉折的走向和中華民族的命運。似可將南宋立為坐標，劃分“之前、期間、之后”三個時期，來研究中國古代思想文化史，來論析朱子理學與書院問題。

極具現(xiàn)實意義的是，探尋朱子與書院的關系，感觸朱子理學尤其是朱子教育思想對書院文化的影響，能給當今社會的思想文化建設和教育發(fā)展以有益的啟示。

一、南宋之前：書院源發(fā)與儒教影響交相呼應

（一）書院雛形萌于東漢崇儒風尚

書院，源自私家藏書之所。東漢時期發(fā)明了造紙術和雕版印刷術，為圖書的制作流通提供了基礎條件，因而民間藏書得以盛行。又因漢代“獨尊儒術”，致使流傳社會的書籍，大多是闡發(fā)儒學精義的“經書”，即與“五經”相關之書。藏書之所極為神圣，世人譽其為“精廬”。《后漢書》是中國古代最早記載“精廬”或“精舍”的史書，《后漢書》作者范曄說：“精廬”為講讀之舍，亦稱“精舍”。傳記中提及的精舍，都顯現(xiàn)儒教的意涵。

東漢時期的精廬與精舍漸成規(guī)模，乃是古代教學組織、教育制度發(fā)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。至唐末，一些精廬與精舍進而演變?yōu)闀?，成為名儒賢達闡釋學說、培養(yǎng)生員的場所。

自此，民間書院以其獨具的藏書、講學、授徒、著述及奉祀先儒等功能，推動著中國古代社會的思想傳播與文化創(chuàng)造。

（二）書院的興起與“滑坡”

唐末五代數十年間，社會一片亂象，教育不成體統(tǒng)。宋統(tǒng)一后，亂世得治，民間要求讀書的呼聲日益高漲。明起、朱洞、李士真、戚同文、候遺和程顥、程頤等一批“以治國平天下為己任”的名儒起而辦學，大批民間書院因勢復蘇、借之興起。朝廷也樂借民力重振教育，甚至把一些書院攬為官學。在白鹿洞書院、岳麓書院等“六大書院”帶動下，古代書院進入初盛期。官方統(tǒng)計的北宋知名書院就有37所。

宋初書院一度興盛后即逐漸冷卻下來。主要原因是，朝廷為攫取人才，重心放在官學和科舉上，重德育、輕利祿的民間書院被冷落，急功近利和籠絡的做法，致使逐利、舞弊和不務實學的風氣在學校間彌漫開來。官學中的消極后果，并不符合統(tǒng)治者的愿望。北宋多位皇帝詔命改革教育。但整肅都以振興官學為重，而且壓抑了私學，這不僅使已有的弊端未能得到根本解決，還加劇了書院的頹廢。

北宋一百六十余年間，書院發(fā)展在其初期三四十年頗有生機，此后一百幾十年間，了無氣息。

二、南宋時期：書院與理學相映成輝的偉大時代

（一）官學危機呼喚書院復興

北宋末年，政權岌岌可危，官學亦幾近毀滅。直到1142年，南宋復建太學，生員不及北宋的1/10；而后，州縣學校相繼恢復。但朝廷的萎靡墮落卻帶壞學校及至學風淪喪，學生無心讀書，只圖安逸，不思救國。朱子在《學校貢舉私議》文章中說：“所謂太學者，但為聲利之場”。他批評官學唯重科舉，不明倫理，學生終日“沉于湖山歌舞之娛”，不知有天下大義，至于恢復中原，更沒人去想。官學之腐，更讓儒者憤慨，促使民間書院再度興起。

（二）朱子辦書院以理學為引領

進入南宋，書院教育之最重要特征是理學引領，最偉大引領者乃朱子。

朱熹世尊“朱子”，既是思想家，也是教育家。他19歲登科進士后，就在崇安五夫的興賢書院與屏山書院從事教學活動，直至終老建陽考亭書院，一生從教半個世紀。即使外出為官，他也沒中斷辦學，每到一地，總是邊整頓官學，邊振興書院。

講書院離不開朱子，講朱子也離不開書院。他親手創(chuàng)辦四所書院，同構建龐大理學體系并進互發(fā)，其艱辛過程體現(xiàn)了格物窮理、居敬存養(yǎng)的實踐工夫，展示了捍衛(wèi)和創(chuàng)新儒家道統(tǒng)的堅定信仰和堅毅品格。

“寒泉精舍”

位于建陽崇泰里后山，建于1170年，是朱子創(chuàng)辦的第一所書院。因母親去世下葬此處，朱子守孝，在母親墓旁筑建精舍，取名“寒泉”。

此前，朱子拜師李侗，實現(xiàn)了棄禪專儒。經歷了與湖湘理學代表人物張栻的“潭州論學”，赴岳麓書院講解《孟子》；還編撰了《論語集解》《孟子集注》《論語要義》等著作；還在五夫的興賢書院與屏山書院給蔡元定、范念德等一批弟子授學，而且有了出任同安主簿和垂拱殿上向皇帝奏章的經歷，積淀了不少治學、教學和從政的經驗。正是在人生“不惑”之年，朱子開始了獨自辦學。

“寒泉”辦學五年多，最有意義的是著手集解“四書”，在中國學術史上首次將《大學》《論語》《孟子》《中庸》4部書匯集一起作注釋。朱子還邀浙東派理學代表人物呂祖謙合撰《近思錄》，第一次勾畫出較完整的理學體系。

1175年5月，在呂祖謙主持下，朱子率弟子赴江西鉛山鵝湖寺，與贛學代表人物陸九淵、陸九齡等展開一場針對理學“本體論”的學術論辯，焦點在“心”，也論辯“為學方法”。朱、呂、陸共同塑造了中國哲學史和學術論辯史上的一個典范，即“鵝湖會講”。

陸氏認為，心即理，心是本體，心理為一；要認識客觀事物，可以發(fā)明本心、自我悟求；朱子則認為，性才是理，性是本體，是理的體現(xiàn)，心是認識主體，必須格物窮理，才能正確而客觀地認識世界。圍繞如何教育人和修道養(yǎng)德，朱子提出，心常為物欲所蔽，要通過問學，做到格物致知、讀書窮理，特別要博覽先賢經典，循序而精致地提高自身修養(yǎng)，以達到認識“天理”、踐行“天道”。陸氏則提倡簡易工夫，認為人的本心固有真善美，只要存心養(yǎng)心，德性自立，不必過多讀書；并認為格物窮理是“支離事業(yè)”。

鵝湖論辯爭論激烈，無法彌合，但雙方理性對待、彼此包容。這次論辯后形成朱學、陸學兩大派系，推動了理學的空前發(fā)展。其求同存異的氣度，促進了學風清正和學術繁榮。

“晦庵草堂”

位于建陽莒口云谷山，建于1175年。鵝湖論辯之后，朱子在更偏遠的云谷山上建草堂，意在更深地隱居，以傾心講學論著，專研學問。

朱子在“晦庵”辦學三年多，尤注重教學相長。弟子蔡元定追隨他在云谷山對面的西山上結廬苦讀，師徒相約，學有疑難時“揭燈為號”，次日聚首釋惑。

這段時間，朱子編注了《論語集注》《孟子集注》《大學或問》《中庸或問》等多部著述，并為“四書”作了序定：指出《大學》定規(guī)模，《論語》立根本，《孟子》觀發(fā)越，《中庸》求精微。又編了《四家禮范》，規(guī)范了禮儀思想。至此，朱子初步完成了集注“四書”的著述，在理學思想的系統(tǒng)化方面有了新的突破。

“武夷精舍”

位于武夷山隱屏峰下，建于1183年。此前，朱子出任江西南康軍知軍和提舉浙東常平茶鹽公事，政績頗著。重建白鹿洞書院及制訂學規(guī)是他南康軍任上的一大政績。但因勸諫皇帝“正君心”和奏劾貪官，冒犯了朝廷，得罪了權貴，反被降職調離及至理學被誣“偽學”，朱子憤辭，到武夷辦學。他把精舍從深山遷至九曲溪畔，意借名山擴大影響，捍衛(wèi)理學。精舍創(chuàng)辦過程，朱子婉拒官署和好友資助，親率弟子自力更生、疊屋搭舍，創(chuàng)造了古代勤工儉學的范例。

“武夷”辦學近八年，朱子做了四件重要事情：一是與以陳亮為首的浙江永康學派展開了長達3年多的論辯，他提出“重理輕欲”和“重義輕利”，認為義是天理之所宜，利是人情之所欲，要明義利之所辨；他堅決主張“行王道、抑霸道”，反對王道霸道并用。辯論結果仍是求同存異，但使理學更豐富、更慎密和更具現(xiàn)實針對性。二是總結從政挫折的教訓，編撰了《資治通鑒綱目》，以使儒道理學成為影響朝政的政治力量。三是著眼于理學的啟蒙教育，編寫了《童蒙須知》《訓蒙詩》和《小學》等教材，提出從日常生活教起，循序施教，培養(yǎng)學生深明義理，從小向圣賢看齊。四是把家庭教育作為傳播理學思想的根基，編撰了千古流傳的《朱子家訓》。

“武夷”辦學，把理學效用提到政治層面，還把儒家倫理規(guī)范推行到社會各方面和人的建設全過程。

“滄州精舍”

位于建陽考亭，建于1192年，是朱子創(chuàng)辦的最后一所書院。朱子去世后，宋理宗詔改滄州精舍為“考亭書院”。

此前，1190年4月，年逾花甲的朱子赴任漳州知府。知漳期間，他“正經界”減輕民眾負擔，倡儒學，更習俗，做了很多好事，卻觸犯了朝廷佞臣和地方豪強的利益，治漳的一些根本性改革措施無法實施。他又憤辭。

朱子到考亭辦學，再次回歸思想領地。他日夜伏案，完成了費盡40年心血的《四書章句集注》定本，標志著他的理學思想臻于成熟，已形成理論體系?？纪こ蔀樾氯鍖W的集成地，各方學者接踵而至、求學問道。

“考亭”辦學八年間，于1193年，65歲的朱子受命知潭州兼荊湖南路安撫使，此是他最后一次主政地方。在潭州，他德法并治，整軍理政，興學正風，政績斐然，民眾贊其“百日新政”。新政期間，他力推“三綱五?！保匦拊缆磿?，把《白鹿洞書院學規(guī)》作為岳麓書院院規(guī)，把《四書集注》作為主要教材，一時間岳麓書院名聲大振，云集四方學子千余人。

同年七月，宋寧宗趙擴繼位，召朱子入朝任煥章閣待制兼經筵講師。他當了46天帝王之師，在御前7次進講《大學》之道，但寧宗難忍面責，遂將其逐出宮門。朱子深感朝廷腐敗難治，毅然返回考亭。途經江西玉山，朱子應邀到當地講學，把一生研習理學的體會，作了一次系統(tǒng)的理論概括。講學稿后被整理成章即著名的《玉山講義》。

回考亭至1200年終老，這是朱子人生中的最艱難時期。面對理學被朝廷定為“偽學”、自己被列“逆黨”的“黨魁”，朱子不懼“黨禁”高壓，仍堅守滄州辦學，還不辭辛勞地跋涉閩中各地講解義理之學，并率弟子編著了一系列理學新作。貧病之中，他以驚人毅力，完成《楚辭集注》等多部考辯“楚辭”的著作，完成人生“絕唱”。宣揚屈原憂國憂民、抗爭世道不公的吶喊聲中，寄托著朱子的政治理想，把愛國恤民、濟世擔當的理學要旨發(fā)揮到極致。

（三）朱子對書院文化的貢獻

朱子繼承儒家傳統(tǒng)，以興教為己任。他忠實踐履孔子的“下達上學”訓誨，潛心書院建設活動及其思想過化，促進了南宋書院的勃興和理學的形成與傳播。中國書院由此得以創(chuàng)新發(fā)展，別開生面。

一是推動了書院創(chuàng)建與興盛。朱子創(chuàng)建、修復和讀書、講學或題詞題匾、賦詩作記的書院達60余所，其中在福建親手創(chuàng)立4所。在從政地，先后修復了白鹿洞書院、岳麓書院和湘西精舍等3所，整頓擴大了同安、南康、漳州、潭州等地的多所官學。他知識淵博，廣泛講學，義理發(fā)明，受人敬重，不少地方的廟宇、祠堂、私塾經他講學后，自發(fā)改建為書院。據地方史料記載，僅福建、浙江、江西、湖南就有250多所書院。一些地方“書院林立、講帷相望”，如建陽莒口，雖是云谷山下一小鎮(zhèn)，但受朱子創(chuàng)辦寒泉精舍和晦庵草堂的影響，此地南宋時期的書院多達20余所，僅朱子及其弟子所辦的就有7所，后人稱莒口是中國古代“大學城”，可謂名副其實。

二是制訂學規(guī)，肅正學風。最具代表性的是，朱子在南康軍知軍任上親手制訂了《白鹿洞書院揭示》，后人稱之《白鹿洞書院學規(guī)》，這是中國歷史上第一部學校的教育章程，文字很精煉，內涵極深刻，充分體現(xiàn)了朱子的教育思想。

三是悉心打造理學陣地。朱子辦書院與發(fā)展理學交相輝映。他以書院為據點，立新規(guī)，定學統(tǒng)，不僅將《四書》《五經》及其集注列為主修，還“引進士子，與之講論”，聘請理學名士到此任教。白鹿洞書院重修落成后，朱子自任“洞主”，親自選聘26名講師，每十日一講。凡走過的書院，朱子都親自授課，為“諸生質疑問難，晦誘不倦”。尤其在中晚年，人們仰慕他的大儒風范，“先生既歸，學者益眾”，各方學子皆來問學，群賢畢至匯此會講，使武夷精舍、滄州精舍成為傳承孔孟、宣揚理學的大本營。特別是在滄州精舍，朱子攜弟子會友辯學，集聚了諸多學者同仁，在同反理學勢力的抗爭中總結出大量救時治亂的學術成果，形成中國學術思想史上著名的考亭學派，使儒道理學得以薪火相傳，進而提升為“有補治道”的封建社會官方哲學。朱子本人的學術著作達140余種，絕大多數是在書院辦學期間完成的，其中大多是為編寫書院教材而作。

朱子辦書院的一個重要目的是，抗御佛老泛濫，復興儒道正統(tǒng)。重修白鹿洞書院時，他向朝廷指出，廬山一帶滿山遍地盡是佛寺道觀，僅有的一所舊書院早已破敗，卻無人理睬，儒學落到此等地步，令人憂心。他堅定認為儒家思想指引人們崇善抑惡、求真務實，是治亂濟世的藥方，只有孔孟之道才能救國救民救人心。

四是培養(yǎng)了大批理學菁英。朱子沉浸書院，辛勤育才，桃李遍天下，學生數千人，其中高足弟子480多人，分布全國各地，他們成為新儒學和新型書院的傳人。如蔡元定、黃榦、陳淳等，或參與著述，或捍衛(wèi)師道，為理學集大成貢獻卓著。朱子的一些再傳弟子也非常優(yōu)秀，如真德秀、魏了翁聯(lián)名奏章朝廷，闡釋“大學”要義，申明“修齊治平”之理，促成理宗皇帝詔令朱學治政。

正是朱子和弟子的共同努力，朱子理學得以廣泛傳播和傳承后世。從弟子的不凡事跡中，足見朱子教育思想的成功和穿透力，也證明朱子理學培養(yǎng)的人、白鹿洞學規(guī)教導的人，大有出息，能夠成為國家的經世之才。

三、南宋之后：書院伴隨理學跌宕起伏而行至末途

朱子去世后，南宋政權又延存了79年。隨著朱子理學的持續(xù)傳播和普及，書院發(fā)展推至新高。南宋末至元明清三代，書院數量接連攀升。清代書院更發(fā)展到1900余所，包括福州的鰲峰書院、正誼書院、致用書院和鳳池書院等“省城四大書院”。然而，書院幾繁幾衰，逐漸窒息。

（一）古代書院的“壽終”及其原因

光緒三十二年（1906），清朝廷下令“廢除科舉”和“改書院、辦學堂”。自此，古代書院成了封建社會科舉制的“陪葬品”。其因素有三：一是朱子理學被統(tǒng)治者捧上“獨尊”地位，成為排斥其它學說的金科玉律和僵化的教條，致使書院教育理論難以發(fā)展、失去活力。二是書院成為政治斗爭的犧牲品，屢受統(tǒng)治者打壓。三是書院日益官學化，發(fā)展備受桎梏直至淪落。

（二）末代書院的“余暉”

清代書院的官辦控制，也有其正面意義。那就是設置書院的地區(qū)比以前各朝代更為寬廣，不僅中原地區(qū)書院多，而且邊遠地區(qū)如云南、甘肅、新疆等也都設立了書院。雖然邊遠地區(qū)的書院多屬官辦，但由此傳播了朱子理學及書院學規(guī)，使國學道統(tǒng)在那里扎根成長、潛移默化，加速了這些地區(qū)的文明進程，也穩(wěn)固和發(fā)展了民族團結與中國大一統(tǒng)的政治格局。

清代書院發(fā)展中還有一些應予肯定的積極因素。如：書院頹敗過程中，孫奇逢、李二曲、黃宗羲、戴震等一批理學名家逆勢而上、堅持講學，執(zhí)著闡發(fā)朱子義理之學，主張居敬、窮理和學問思辨，以培育學生的愛國思想和務實學風。書院培養(yǎng)了一些出類拔萃的治國人才，如林則徐、左宗棠等。又如：一些書院致力于在時事演變的歷史經驗中挖掘經典著作的蘊涵，興起收藏古書、購書、贈書和自行印書刊發(fā)的風氣，對古籍流傳和學術研究起到重要作用。

四、思索：書院文化的價值及其新時代的復興

雖然時過境遷，歷史仍為明鏡。社會主義制度下的今天，人們應以辯證唯物史觀看待書院文化。

（一）古代書院的先進性和局限性

一要感念朱子理學和書院對中華民族向前發(fā)展的歷史性貢獻。朱子辦書院、興理學，其主要動機是肅明倫理，扳正民心，棄“空幻”為“從實”，讓傳統(tǒng)儒學在整飭社稷中重獲生機，從而穩(wěn)立于社會政治與思想文化的高地，這是關乎中華民族命運興衰與靈魂再鑄的歷史一幕。很難想象，若無朱子理學，若無書院造化，經歷過無數屈辱和苦難的今日華夏，能夠依然保持一個具有優(yōu)秀國學的國度，依然是一個能以強大思想凝聚力來維護政治統(tǒng)一的泱泱大國。僅此一點，足以讓今人感恩朱子、感懷書院。

二要繼承發(fā)展朱子理學與朱子教育思想的精髓。朱子的思想精華，包括他對“格物致知、誠意正心、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”的深刻闡發(fā)，他制訂的“白鹿洞書院學規(guī)”和勤工儉學實踐，他在“鵝湖論辯”中提出讀書窮理以致認識“天理”、踐行“天道”的治學主張，他的學術包容、平等相爭和求同存異的學者氣度，他的忠君護國、以民為本的政治抱負和擔當精神，他嫉惡如仇、懲辦污吏、提倡廉明的為政品格，以及他注重啟蒙教育和家庭教育，把倫理道德建設推廣到人的建設全過程；還有，他為構建理學體系而在集注儒道經典過程中的居敬態(tài)度和創(chuàng)新精神，等等。尤其是朱子在“玉山講義”中概括的理學精要，應予特別的重視，這是他思想的重要總結。朱子的思想精華，對南宋以后中國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的發(fā)展都產生積極正面的影響，也成為百姓思想認知和中華民族精神形成的重要導向，至今仍對社會主義制度下的教育發(fā)展與改革、建設廉潔社會提供著寶貴借鑒。朱子生活在封建社會，他的思想和書院文化必然帶有封建意識形態(tài)的色彩，存在著把握歷史發(fā)展客觀規(guī)律的局限性，但不應當因此影響當今人們學習他和理學先賢們創(chuàng)造人類文明的思想結晶。

三要正視朱子理學和古代書院經歷的頹廢與淪落。在元明清，朱子理學從“偽學”變成“絕對真理”，再變成禁錮人們思想的教條；同時，書院向官辦教育衍化及至消亡。此結局，并非朱子本人所為所愿，也非理學意涵所致，原因在于封建制度本身。歷史也證明，朱子理學和書院文化只有在社會實踐的檢驗中去發(fā)展，在與其他思想文化的交流、比較和相互包容中去發(fā)展，才能保持其真理的光芒。這是朱子之后人們的課題與使命，不應由朱子本人擔責。

（二）書院文化必將在民主制度下“涅槃”

舊書院制度退出了歷史舞臺，但書院文化中的光輝思想和文明造化，已在舊制度的軀體中脫殼而出，融進我們的國學，仍在為中國現(xiàn)代社會的發(fā)展提供文化支撐和精神動力；曾經創(chuàng)造了書院燦爛歷史的先賢們，其英魂不滅，值得后人永遠致敬。

（三）積極探索當代書院復興的新途徑

一是應當厘清書院發(fā)展過程中哪些東西屬優(yōu)秀文化遺產，包括創(chuàng)建書院初衷與書院文化精髓，以期在今日教育與文化的建設中汲取和發(fā)展。哲學界、教育界以及整個思想文化領域，應當首先擔起這個責任。

二是要本著珍惜歷史、愛我中華的理念去保護和發(fā)展書院。考亭書院的歷史地位，決定其修復和運用工作應當成為福建乃至全國傳承朱子理學、弘揚書院傳統(tǒng)的共同責任。修復古代書院，重在復興書院文化。每一則書院“好故事”都與白鹿洞學規(guī)同樣寶貴，都是書院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，都應當深入挖掘。

三是要使復興書院文化同當代社會制度、教育制度相適應。宗教可同社會主義制度相適應，書院文化更當如此。要積極實踐社會主義制度下鼎新書院體制，構造書院傳承優(yōu)秀傳統(tǒng)文化、學術研究和社會智庫的新功能。

作者：□朱 清